杰克逊大法官曾在著名的钢铁公司占领案中指出，总统的纸上权力（paper powers）与实际权力（real powers）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联邦权力的巨量增加已经事实上大大扩张了总统权力的活动版图。

今天，根据新的实践和认识，我们党又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五）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主要体现在：（1）《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这类纲领性规范，同行为性规范一样，都属于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具有法律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016年、2018年国家宪法日之际，先后三次作出重要指示。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深入人心、走进人民群众，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用今天宪法的语言来表示这个初心使命，我理解，就是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讲的：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5）《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2018年1月19日）和《切实尊崇宪法，严格实施宪法》（2018年1月19日），这两篇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各机关各组织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积极履行宪法职责。[88]人民主权理路下的共和理论，无疑与法国以及卢梭不能完全隔绝开。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20条规定，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以便制定宪法，但此条款并未得以践行，而是出台了一部可谓迫于军事无奈并具有权力退让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初共和国基本确立之后，进行了诸多立宪活动并多次召开议会，也产出了多部宪法文本，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75]这种根基并不牢靠，使得法国在革命时期的宪法一部接着一部。目前自由世界的观念是，政治体(politicalbody)宪法的最高标准不是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

[106]如西塞罗指出的，美德如同技艺，重要的是运用，而对美德的最好的运用便是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除了权威之外，现代革命之后的共和国建设还面临挥之不去的正当性问题。

[94]卡农万：《共和主义》，载《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页。[117]革命派则极为乐观地论证中国人有共和国国民的资格。但是，这种制度变化的要求不幸地被地方军阀用以扩大自身的权力。[63]参见前引[8]，荆知仁书，第224页以下。

排满为排满族的恶劣政府，满族既倒，国内其它民族自可融合，排满为政治革命的先决条件，希望满洲立宪为不可能之事。就此与美国的历史经验比较来看，美国革命之万幸恰在于，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对抗之前，就已经以自治体形式组织起来了，用18世纪的话来说，革命并未将他们推入一种自然状态。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现代革命与共和的交融点，取得了成功。如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1903年)称共和为公和，又曰：立宪政体又别之为民主立宪，君主立宪。

[43][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19]黄遵宪：《日本国志》第4卷，汇文书局刊刻，光绪戊戌(1898)年版，第2页。

尤其受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及其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的影响，立宪派认为，君主立宪的好处在于可避免政局动荡，尤其是可避免流血、暴力、战乱等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参见佚名：《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译书汇编》第5期，1902年7月。

四、立宪共和民初启蒙的现代审视从共和的历史大脉络来看，其自19世纪中叶起逐渐式微，到20世纪上半叶，则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就其内容而言，与英国1653年的政府组织法颇为类似，在内容上仅有4章21条，即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行政各部及附则。相反，立宪改良派循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思路。[58]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78页。[15]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不忍》第6、7册，1913年7月。史学式叙事对事实固然有澄清与启示之效，不过如阿伦特所言，历史学家是故事讲述者，就革命而言，往往侧重于叛乱和解放这一最初的暴力阶段，侧重于反暴政的起义，而轻视略显平静的革命和建构的第二阶段。

解放的结果，是消除限制、拥有动力，它的确是自由的一个条件。[47]虽然只是称谓之变，但在一定程度上已与其所提倡的走向共和在机理上发生了交汇。

是以，宪政共和主义强调的重点为必须赋予公民一些基本权利由宪法加以保障，且不能经由多数任意取消。一旦革命胜利，在民主政府下，国民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养成。

如在1923年，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当时的湖南省便属此种情形。

这在很大程度上已遵循了一种人治的逻辑，根本无法体现立宪高于并制约权力的共和思想，从而与共和国建设所内在要求的立宪政府、限制专权、遵循法治等原则难以一致。可惜的是，以革命党为首的民初南京临时政府，未在知识层面充分意识到权威问题。[76]同样，在议会成立之前，对于选举正式总统与议定宪法孰先孰后亦颇具争议。从历史经验来看，共和国的塑造，除了制度和宪法，还时常以革命来开端。

之后，虽然袁世凯费尽心机夺取政权，试图复辟帝制，但是最终未能成功，原因也在于帝制社会已无法为全国人民所容忍。[55]在告别传统专制之后，立宪无疑是秩序重建和制度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虽然这种复辟已经触及了现代革命之后人民的底线而未能取得成功，但袁世凯就职正式大总统后，所采取的干涉制宪和破坏国会等诸多行径都使得民初共和国不断地遭到破坏，如提案增修临时约法、咨询宪法会议争取宪法公布权、派员列席宪法起草会、通电各省都督抨击宪法草案、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下令停止残余议员职务等等。三、立宪共和的经验启蒙：从立宪出发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无疑让中国对立宪共和有了初步的知识启蒙。

虽然地方军阀政府在1922年制定了地方宪法，使湖南独立于北京和广州政府，但是湖南人民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具体的自治政府。《史记正义》云：公卿相与和而共政事，号曰共和。

来源：《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40]参见《〈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1906年第3期号外。[122]阿克曼在对权利基础主义的批判中指出，在美国……人民是权利的源泉。[33]相反，如果按照进化论的思路，将无法理解从专制走向共和的这种非进化式骤变。

[50]R. C.van Caenegem，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nstitu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32.[51]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44页。虽然立宪主义思潮使得拥有一部宪法成为一种政治时尚，并往往被寄以厚望，但伴随着历史经验的累积，复兴后的共和理论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革命后的立宪一般有两种形态，一为宪法由一个政府强加于人民，一为人民用宪法来构建自己的政府。

[95]参见刘训练：《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78]同时，立国之初的权威性被表述为来源于神圣的力量，就像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写的那样，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

[50]这两者均为共和制内核之所在。同样成问题的是，将法律置于人之上，进而确定人造法律的效力。